周兼明

 继7月10日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后，7月26日，中共中央又给予原政治局委员、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的处分，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无疑，这种从严执法的果决彰显了执政党中央的反腐决心，可谓深得人心之举。然而，耐人寻味的是，民间的反应并没有预期的兴奋与热烈。

 这一幕令人不由想起10年前的陈希同案——“两陈”的经历何其相似！陈希同被判刑16年，并未遏制腐败在中国大陆的蔓延。10年来，中央反腐措施频出，从修改完善党纪到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，从空降地方纪委书记到集中培训纪委干部，从党员“先进性教育”到编写反腐教材、甚至开发反腐网络游戏……在反腐新招迭出的同时，腐败的花样也在不断翻新。腐败与反腐两种力量格斗厮杀，多年来难分胜负。处决郑筱萸、双开陈良宇并没有改变这种相持局面。

这是因为，权力腐败的最大特点是寄生于合法权力的躯壳之中，对来自权力本身的制衡手段，它可以借助所寄生的母体予以变形和化解。合法权力与腐败力量共存于同一躯壳，体制内反腐所依托的力量正是腐败所赖以生存的基础。只要公共权力没有受到外部制衡，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。因此，治理腐败的根本途径只能从权力体系外部筑起藩篱。

人类社会治理的实践和学说发展至今，主要证明了三种制衡权力的有效方式——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、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、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监督。这些方式既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，也非其专属。在现代法治国家，舆论被视为独立于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之外的“第四权力”。唯其有力量，所以才能制衡其他权力。如果舆论本身被其他权力所控制，制衡就只是一句空话。

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质和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，在目前阶段采用前两种从外部制衡权力的方式尚未不现实，唯一有可能对权力施以制衡的外部力量是舆论监督。在逐渐放开的言论自由下，舆论监督在中国已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。尤其是在较少控制的网络空间，舆论推动了一次次的反腐高潮。然而，由于受制于权力，舆论的制衡作用仍然十分有限。甚至在滥施权力的淫威下，媒体有时会蜕变成腐败分子的帮凶。

例如，2003年周正毅因“东八块”事件被查，陈良宇紧张得“天天晚上睡不着觉”。此时上海某电视台特地制作播出一档“新闻透视”，将引出“东八块”导火索而身陷囹圄的律师郑恩宠丑化得一无是处，让人感觉此人“比周正毅还坏”，以此证明上海市领导的“清白”和“英明”。此节目播出的当晚，陈良宇即通过秘书表扬电视台，并说了一句心里话：“我总算可以睡得着觉了！”该节目还“荣获”上海2003年度“好新闻一等奖”，记者得以晋升。

在腐败与反腐两种力量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，要有效遏制腐败，唯有增强体制外制衡力量，即让媒体拥有更大的舆论监督权。在现阶段，中央已将腐败置于“亡党亡国”的高度，因此至少不能让地方政府拥有控制舆论的合法权力，而应当鼓励媒体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。

腐败的最大软肋是“见光死”，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于：它能够将腐败呈于人民群众的监视之下，并且将这种监视结果放到公共平台上见光暴晒，使腐败无法继续藏匿于合法权力的外壳中。不仅如此，舆论监督的根本机理是：通过公众监督，使公权力的行使变得透明；并且通过公共评价，确立公权力行使的合理边界，为权力筑起藩篱，为民间的私人领域树立屏障，使公权力不能无所顾忌，无限膨胀。

舆论监督对公权力的制衡是全面的，既包括腐败、滥权，也包括失职、不称职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央政府应鼓励负责任的媒体对腐败进行揭露，大张旗鼓地开展“阳光行动”；主管部门应当明确对舆论监督在法制框架下不设限制。

堡垒最易于从内部攻破，与腐败可能“亡党亡国”的有害性比起来，舆论监督所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微不足道。何况，在现行体制下，这种震荡始终是可控的。没有人能够否认，本届政府为反腐已经倾尽了体制内的全部力量，此时或许已是启动和联合体制外力量打击腐败势力的最后时机。

（摘自《学习之友》2007年11月）